那么究竟悲憫什么呢？古代皇帝居廟堂之高，再高，無限高，高不可測乃至高處不勝寒，人間疾苦盡是耳中言、嘴中語，看不見不為實，其中憐憫自然少得可憐；帝王者頗有天子之風，雖未必有種，但一定是向上看的，其意境開闊宏達，卻不近人味，像是個伸長脖子摘星星的頑童；上古時期，帝與天同高，平民想見得常常仰視，一不小心還會被耀眼之光灼傷眼瞼；到了秦漢，皇帝變小了，但權力變大了，人們便開始清楚那位高坐龍輦的是個什么玩意，無非喜時大赦天下，皇恩浩蕩，怒時苛捐雜稅，草菅人命。但不要緊，兩階級仍然自有其樂，還不至于你死我活的沖突；到了宋代，是一個轉折點，昏者太昏，社稷不再是家天下，而是家樂園，只游樂不買門票，肯定遭到驅逐。于是到了清朝，康乾年間，皇帝補了賬單，卻誤導了市場，虛擬經濟極度膨脹，終于在辛亥革命中一氣炸掉了。皇帝自始至終都是站在勞苦人的頭上摘星星，哪里會記得施恩天下，月光普照呢？眼界鎖于深宮，尋不得飽滿盈溢的月色了。

　　唐代的杜甫，是個歌其事的高手，“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”，他拿起遍野哀鴻凍死之骨，猛扇朱門后的臉，然而其臉也厚，只能在悲憤中逝去了；宋代有范仲淹，“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”，此話一出，世人為之動容，竟而忘記了還有一句“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”，在現代看來，天下興亡攬于一身無可厚非，可要是在當時那個時代，此話別有意味，文人不愿下水，與真正的勞者仍未達成協議；而終于到了元代，突然士人們被淹沒了，剛從銅雀臺上掉下來，便被人群如潮吞沒其中，但此吞沒并非無聲之隨流，而是高昂之憤歌，拔起長劍，擊起大鼓，大街小巷，高歌一曲。這是中國的幸福里最不幸福的年代，勞者歌其事，是用自己餓肚子的“咕咕”聲做節拍的。那時候大文學者李煜死了，蘇軾死了，姜夔也死了，元代高人作曲家，無名氏，接了前代文化笏板，閃亮登場。

　　明清之際，悲憫已多無真情，文章詩詞，多是死水。楊繼盛死了，不再有“人生自古誰無死”的大氣磅礴，而是“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”，傷口結疤，這是做皇帝最好的時刻，天下太平，起碼無人敢不太平。四大名著，一聲長嘶，千年士人的悲憫，轟然倒地。林覺民姍姍來遲，竟也倒在槍林彈雨之中，勞者已精疲力竭，再也無力氣歌其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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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。鑿井而飲耕田而食。帝力于我何有哉？”這是中國第一首勞動者之歌。時間過去千年，中國的歷史長得讓人羨慕，讓人敬畏，在這綿綿無盡的歷史中，我們聰明的先人們能者多勞，勞者多歌，歌者既有陽春白雪，亦有下里巴人。然而讓人無奈的是，羨慕之處在于中國的幸福，能者樂于勞其事，鑿石開道，挖土通渠，哪怕是推山運土修造宮殿，亦或是足蒸暑氣背灼天光，也常常是保持微笑的，這在異域人看來十分詭異并且嫉妒，中國勞者的幸福指數實在是太低；而敬畏，卻非敬畏中國的勞者，中國的勞者在國外讓人敬畏不得，反而飽受欺凌，但由于我們獨特的幸福指數，所以于旁人看來的欺凌也不算是壞事；讓異族人產生敬畏的是中國的士人，也就是士大夫、鄉紳一族。如果說勞者呈現的是中國的能力，那么士人所展現的便是中國的精神。何精神之有？曰忠孝，曰悲憫，曰寬愛，曰進取。至于忠孝，反面人物太多，不好解釋；至于悲憫，下文詳談；至于寬愛，卻是太寬太愛博愛以致無愛，如同夜半臨深池，苦吟一番，難以理會；至于進取，更是知者無數，從者寥寥了。

　　如此看來，只有士人了。士人有兩種，一者從上至下，帶著文書公函，笑靨如花；二者從下到上，帶著民間疾苦，愁眉苦臉；前者多，此朝必有革命，后者多，此代應有改革。“哀民生之多艱”者，投江自了此生，這是悲憫過頭，替勞者而歌尚不夠，還要替勞者殉其身；滿腹滄桑，一紙荒唐，終究凋零了；秦以來，悲憫大致如一，飽受儒道之惑，在不該有信仰的地方卻無法自拔，于是數千年之文章辭賦，都雷同的去悲憫，去憐惜，去抱怨不甘，去感時傷懷，細讀來，無論是漢賦唐詩宋詞，還是傳奇變文話本，主題都是幾近相同的，只是換了故事，不換思想，這大概是孔子老先生“逝者如斯”前絕不會想到的；他輸掉了魯國，卻贏得了半個世界；然而元代是個大轉折。其文亦愁，然愁中有諷，其曲亦憫，然憫中生怒！殺怕了，真的殺怕了，殺得士人躲在一旁不敢大聲說話，一改宋朝的“文官力量”，不以才不以德，偏以刀以槍，文人之天下一夜之間變成了文人的末日。于是文人集團從皇帝身邊硬是被拉下了水，替皇帝摘星星，不如與勞者歌其事。

　　然而可悲的是，真正值得悲憫的是，不管是士人還是勞者，都已開始自省了。自省意味著什么？意味驚醒，意味恐懼，意味反抗，意味筆墨皆成刀劍，文章亦滿血光。“取富貴青蠅竟血，進功名白蟻爭穴”，“人皆嫌命窘，誰不見錢親？”貪生怕死，爭名奪利，勞者之歌皆沉默，漸遺忘。

高三:扶蘇